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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行政规划执法的公开、公平、公正，必须通过行政规划立法确立一系列的相应正当法律程序制度，如告知、听取申辩、说明理由、不单方接触、职能分离、以及执法信息公开和社会公众评论制度等。

行政复议变更 在《行政诉讼法》修订内容之中，有关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规定发生了较大变化。以前一般认为，此建材单位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渠道维护其合法权益，但不能以第三人身份加入由建设单位提起的行政诉讼。

对前述立法、司法和学界提出的观点，本文持有不同的意见。[5]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459页。即使法院最终判决原告胜诉，第三人的债权利益得到维护也仅属于反射利益，其不参加诉讼也并不影响获得该反射利益。不过，通过考察当前行政诉讼第三人确定标准的不同解读方式，本文以为，目前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确定标准的理解连带对其范围的划定仍存在进一步检讨的余地。于辅助参加情形，诉愿决定机关不能辅助为被告之原处分机关而参加诉讼。

[9]试行意见第19条规定的情况也可涵盖在新《行政诉讼法》第29条第2项标准之下，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与非行政机关共同署名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应以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为被告，非行政机关不能当被告。[4]理论上将此种情况下的第三人概括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主体基于同一事实、针对同一对象作出了相互关联或相互矛盾的行政行为。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国民议会，代表激进的一派议员习惯于坐在议场的左侧，而保守的一派则习惯坐在右侧。

在第五共和国之前，法国也存在le Comiteconstitutionnel制度，如何将这几者在翻译上进行区分，-直是学界探讨的问题。与美国是由清教徒建立的国家，并且先贤们制定好了相对完备的宪法制度不同，法国的历史与政治意识形态渊源更为复杂。王建学：《从宪法委员会到宪法法院—法国合宪性先决程序改革评述》，载《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1945年10月，经过全民公投，法国决定制定一部新的宪法（96. 4％支持）。

第二个阶段则体现了法治与民主逐渐相互融合的过程，具体表现就是违宪审查制度逐渐适应了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逐步发挥了保障社会稳定的作用，并依政治变化而渐进发展。[22]Voir Didier Maus et Les origins: avant 1958, limpossible controle de constitutionalite, dans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La documentaire Francaise, Paris, 2007, p. 18. [23]1875年国民议会投票，以票之差将国家元首确定为总统，才最终确立共和制。

国家参事院虽然在今天已经逐渐演化成法国的最高行政法院，但在设立的最初，它是一项为政府行政提供咨询与意见的制度设置。这个制度的设计也参考了在法国运行了百余年的国家参事院制度（le Conseil dEtat）。[53]参见前注[10]，吴天昊文。其次要平衡各方利益，并不以任何一方的权力（利）诉求或者特定意识形态为依归，以多元化的方式做到维护国权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

护法元老院是世界上最早的制度化违宪审查形式。对于宪法委员会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各方观点也存在着许多争论。他生活在大革命高潮已经过去，但是社会不满与对立仍然非常凝重的七月王朝时期。[56]建立这项制度的审慎性表现在，正如法国的宪政经验所呈现的，在任何一个复杂而多元的大国建立一项根本的政治制度，都需要照顾到各方面的权力（利）和利益。

[36]作为新时代法国政治中威权主义的代表人物，戴高乐认为只有加强总统的权力并限制此前权力极大的议会，才能终结法国不稳定的政局，重新树立大国地位。如此一来，正如法学家季卫东教授所主张的，通过法治而实现民主的中国道路将会走得更加平稳而有效。

这与美国式的宪法司法审查制度从一开始设立就以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为目标也形成了对比。他认为违宪审查权可以由普通法院以行使司法权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在法律实施过程中造成侵害后果后，由直接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诉讼进而启动实施。

[25]但与此同时，近代法国最重要的两位公法学家—奥里乌（Maurice Hauriou）与狄骥（Leon Duguit）—都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不尽相同的看法。[49]只是在最近的2017年法国左派总统候选人初选中，宪法审查制度的改革成为争论主题之一。[39]宪法委员会延续了事前审查的制度，这与美国为代表的事后违宪审查程序有着很大的不同。（1852年宪法第26条）它甚至规定了公民也有向元老院提请审查的权利。政治宪法学是近年来在汉语法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宪法研究进路。[35]转引自前注[10]，李晓兵文。

[11]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纲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30]虽然是三党妥协，但是这部宪法更多地体现了温和左翼社会党的意志，确立了议会主导的内阁制宪政体制，议会在与政府的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

依照规定，这些被鉴别和剔除的法律可能与宪法抵触，或者触犯宗教、触犯道德、触犯信仰和个体自由、有损法律面前的公民平等性、有损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以及有损法官的终身任期制等。过去学界对于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介绍宪法委员会的组成、职能等方面，[10]而较少注意到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复杂形成历史，尤其是它背后蕴含的左右两种价值目标的竞合与妥协。

（二）公民权利运动与宪政改革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以五月风暴为代表，法国爆发了新一轮的左翼社会运动。不同时期的政治社会改革过程与期间诞生的法政思想，以及这些政治变革、政治思想与法制演进的关系，是伯尔曼关注与研究的核心问题。

他主张法学家群体应该扮演旧制度中贵族的维稳角色。吴天昊：《论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政治平衡功能》，载《法学》2006年第10期。在平民革命的洪流中，他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响应，反而遭到了其他革命领袖的强烈反对。这部宪法也试图建立一个特殊的元老会来鉴别和剔除一些不适当的法律。

[6]他认为今天法国政治生活中的移民问题、恐怖袭击问题，等等，都可以参照这个框架进行解释。该年，参议院议长依职权提交给宪法委员会一部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

而在笔者看来，这正是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独特所在—它既不同于对宪法公民权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和保护的制度（比如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也不同于政治性的维稳制度设计，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制度形式。[31]见前注[10]，胡锦光文，第247～248页。

这些地区曾经反对法国大革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天主教势力都一直很强大。在美、德等国的宪法学传统下，违宪审查的问题多是法教义学研究的主题，它更多地在规范层面被讨论。

[13]Francois Furet, La Revolution francaise，en collaboration avec Denis Richet, 2 volumes, 1965. [14]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8～39页。其次，理事会成员在履行审查职能的时候，首先是要尽量协调议会两院的立场，如果两院立场一致则审查不再进行。那时法国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构成又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

简单说就是这些地区发起了法国大革命。[53]这点一方面可以从今天违宪审查程序提请主体的多元化上看出来—既有总统、总理、两院议长，还有代表民主权力的部分议员，甚至公民、社会组织、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也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提出审议。

这一方面显示了其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凸显其为独立的权力机构。于是，在其之后，由戴高乐派起草的第五共和国宪法就希望着力解决这个问题，以期实现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

但这个过程也是渐进的，在19世纪末，即便是在著名的艾斯曼（Adhemar Esmein）的《法国宪法与比较宪法学基础》一书中，违宪审查的问题也几乎没有涉及。其第91条第2款规定，宪法理事会的成员包括：国民议会议长，共和议会议长，共和国总统，由国民议会于每年会期之始以党派比例代表方法在议员以外的人上中选出7名成员，以及共和议会在同样条件下选出之3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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